“中国爱非洲”吗?一位肯尼亚画家的质疑与审视

在一个持续多年的讽刺画系列中,肯尼亚艺术家迈克尔·索伊将中国描绘成一系列帝国主义列强中最新的一个,他们渴望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而腐败的非洲领导人同样渴望与之合作。
在一个持续多年的讽刺画系列中,肯尼亚艺术家迈克尔·索伊将中国描绘成一系列帝国主义列强中最新的一个,他们渴望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而腐败的非洲领导人同样渴望与之合作。

肯尼亚内罗毕——这幅画是100幅主题相同的画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像此前所有作品一样于画中现身: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因为带来了好东西而备受瞩目。习近平穿了一身飘逸白衣,被一群黑人包围——他们中有的秃头,有的胡子拉碴——所有人都伸手去拿从公文包里漏出来的钱。肯尼亚艺术家和画家迈克尔·索伊的系列作品《中国爱非洲》质疑了北京参与非洲事务的指导原则,审视了双方领导人在塑造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了这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这些色彩明亮的布面丙烯画已经大受欢迎,同时也引起了两极分化的意见,为中非关系现状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复杂的视角。

但在1月2日,经历了6年的创作、推出了100幅作品后,索伊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系列,也引起了足够的关注。“我准备去探索别的东西了,”最近一个早上,他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西艺术中心的工作室里接受采访时说。现年48岁的索伊一直坚持认为,他的作品应该被视为社会评论,而不是为影响政策制定做出的努力。索伊说,他通过读书、看当地和国际电视节目以及与同中国人共事过的肯尼亚工程师的交谈获得灵感。“我的作品主题通常围绕着肯尼亚人做过或经历过、但又不想讨论的事情,”索伊说。“我的作品不是为了寻求改变。我只是做记录。”

索伊创作的《中国爱非洲》系列中的一幅作品。这位艺术家总是利用作品来嘲弄当权者。
索伊创作的《中国爱非洲》系列中的一幅作品。这位艺术家总是利用作品来嘲弄当权者。 

索伊说,他发现自己在结束这个系列的创作时,中国正在肯尼亚和非洲其他地方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20年,随着非洲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中国是非洲大陆投资机遇呼告的最积极响应者。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非洲大陆基础设施繁荣发展的最大参与者,投资并建设了这里的高速公路、铁路、港口和总统府邸。但随着非洲各国政府寻求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联结,许多人像索伊一样的人猛烈抨击这种伙伴关系,称其是“一边倒的”,无异于一种新型的殖民。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投资发出警告,称这些投资给承受着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国家带来了压力。

中国的存在也给非洲带来了贪污、贿赂和破坏环境的指控,以及对非洲民众的种族歧视和差异对待的谴责。许多人还质疑中国投资大型项目的商业可行性,尤其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那些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铁路项目。面对这一切,北京坚称其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政治平等、经济合作“共赢”、安全互助和国际事务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在他的作品中,索伊对这些前提提出了质疑,中国被描绘成一长串企图掠夺非洲自然资源的外来势力中最新的一个。在他的一幅画中,非洲被描绘成一个被中国追求的女人,而西方国家——全部为男性形象——在一旁闷闷不乐地看着。另一幅画的是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在睡觉时,中国在2030年成为非洲联盟主席。“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乐善好施。所有这些慷慨都令人怀疑,”索伊说。“他们知道,非洲的糟糕领导人是可以利用的。”他还说:“但我们不要忘记,是非洲领导人邀请了中国。正是这些对大规模收购感兴趣的腐败政客把他们带到了这里。”索伊在1972年出生于内罗毕,他的父亲是肯尼亚著名艺术家安森特·索伊,母亲是一位学校教师。虽然从未结过婚,但他有一个11岁的女儿。

在内罗毕创意艺术中心完成艺术和艺术史学业之后,他在1995年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成为一名雕塑师,总是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嘲弄当权者。他的作品明快简洁、幽默犀利,以视觉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数百万肯尼亚人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其中包括肯尼亚精英阶层普遍存在的腐败,以及卖淫和与之相关的否认。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索伊经常提及肯尼亚特有的材料和物品,如Tusker啤酒瓶和Matatu小巴。

索伊曾因描绘女性形象的方式而受到批评,他称在非洲“父权制依然盛行”,还说自己只是“跟随男性的脚步讲述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
索伊曾因描绘女性形象的方式而受到批评,他称在非洲“父权制依然盛行”,还说自己只是“跟随男性的脚步讲述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 

“当我把这些日常问题变成艺术,我根本不是在评判什么,”他说。“我只是在做一个视觉日记,让当代受众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年轻的肯尼亚人在未来也会看到过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影响他们的问题都有哪些。”《中国爱非洲》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时,在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被选中代表肯尼亚参展的艺术家中,大多数是从未去过肯尼亚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没有提及肯尼亚的中国人,这令索伊和其他肯尼亚艺术家感到愤怒。2013年,首次亮相威尼斯的肯尼亚馆也都是中国人的身影。作为回应,索伊创作了《威尼斯之耻》系列,突显了他认为肯尼亚与中国关系中固有的腐败和管理不善。“中国人以神明的姿态来到这里,”索伊说。“他们认为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可以。但重点是让他们知道,不可以在别人的国家还不尊重他们自己的人民。”

随着非洲艺术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许多艺术家越来越多地利用作品来记录和质疑中国在非洲大陆不断深化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人称“加多”的坦桑尼亚漫画家戈弗雷·姆旺姆彭布瓦和擅长讽刺的加纳艺术家布莱特·泰特·阿克沃尔。从津巴布韦到喀麦隆,小说家、摄影师和数字艺术家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来审视中国在非洲扩张的长征。中国官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2014年,索伊说四名中国官员来到他的工作室,开始训斥他,说他对“中国为肯尼亚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忘恩负义”。索伊曾去过香港,但从未到过大陆,他说那群人粗暴对待他放在工作室里的作品,还破坏了一些展出的艺术品。“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正在监视的一个迹象,”索伊说。“我曾多次被告知,在内罗毕的政府和使馆里,有人不喜欢我的作品。”

索伊工作室里的画作。
索伊工作室里的画作。 

索伊说他已经卖出了100幅《中国爱非洲》作品中的99幅,平均每幅3000美元,这些作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他希望作品能让围绕中非关系的讨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下去。“我们现在从中国借的债,会由我的女儿去偿还,”他说。“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力将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腾讯五分钟统计新冠疫情在全球催生独裁和滥权?

上周,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个检查点的士兵和警察。
上周,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个检查点的士兵和警察。

伦敦——在匈牙利,总理已经可以实施政令统治。在英国,大臣们掌握了一种在批评者看来“令人震惊的”权力,可以拘捕人民和关闭边境。以色列总理关闭了法院,并开始对公民进行侵入式监视。智利派军队前往曾被抗议者占领的公共广场。玻利维亚推迟了选举。随着冠状病毒大流行使世界运行戛然而止,焦虑的国民要求采取行动,全球各国领导人正在动用行政权,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抓住了实质上的独裁权力。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一致认为,这样的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国家需要新的权力来关闭边境、强制隔离和追踪感染者。宪法律师说,许多此类行为都受国际规则的保护。但批评人士称,一些政府以公共卫生危机为借口,攫取与疫情无关的新权力,且没有什么措施来确保他们的新权力不会被滥用。

新加坡卫生部已经在网上公布了每位冠状病毒患者的详细信息。
新加坡卫生部已经在网上公布了每位冠状病毒患者的详细信息。 

这些法律正在各种政治体系——约旦这样的专制国家、匈牙利这样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国家,以及英国这样的传统民主国家——中迅速生效。而且几乎没有日落条款来确保一旦威胁过去,权力会被撤销。“我们可能也会见到,疾病流行过后不久——甚至可能紧随其后——是专制和镇压的流行,”联合国反恐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奥努瓦拉·尼·奥蕾茵表示。

新法律扩大了国家的监控,允许政府无限期拘留人民,并侵犯集会和言论自由,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公民的生活、政治和经济。大流行已经重新定义了社会规范。韩国和新加坡的侵入式监控体系在正常情况下会招致谴责,但却因能减缓感染速度而受到称赞。最初批评中国将数千万国民禁足的政府后来也纷纷效仿。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关闭以色列法院,推迟了自己因腐败指控而出庭的时间。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关闭以色列法院,推迟了自己因腐败指控而出庭的时间。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经授权该本国内务安全机构使用为反恐开发的秘密手机数据追踪公民。通过跟踪人们的活动,政府可以惩罚那些违抗隔离命令的人,最高刑期可达六个月。通过关闭国家法院,面临腐败指控的内塔尼亚胡也推迟了他原定的出庭时间。在世界的一些地方,新的紧急状态法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戒严的恐惧。上周,菲律宾国会通过法案,授予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紧急权力和54亿美元来应对这场大流行。议员们简化了此前允许总统接管私营企业的法律草案。“这种无限制的紧急权力相当于专制,”菲律宾人权组织关注公民自由律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律师指出,杜特地曾将国家宪法比作“一张卫生纸”。还有国家利用这场大流行来镇压异见人士。在约旦,紧急“防卫法”给了首相办公室很大自由,奥马尔·拉扎兹称他的政府将“坚决处理”任何散布“谣言、捏造事实和用假消息制造恐慌的人”。

上周,曼谷的一个警察检查点。
上周,曼谷的一个警察检查点。 

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已经掌握了实施宵禁和审查新闻媒体的权力。那里的记者因为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而受到起诉和恐吓。病毒本身可能冷却了抗议者在公共广场聚集的意愿,但智利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军队出现在城市街道上,压制了数月来震动全国的愤怒异见。

大流行还打乱了选举计划。本月,玻利维亚暂停了原定于5月初进行的备受期待的总统大选。去年的争议性选举引发了暴力抗议,迫使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辞职。承诺只是代行职权的临时总统此后巩固了权力,并宣布了她的竞选连任计划。该国选举法庭周四表示,将在6月到9月之间的某个时间进行选举。在美国,司法部要求国会赋予其更多权力,包括取消对寻求庇护者的法律保护,以及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禁人民。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阻挠下,司法部做出了让步,提交了一份较缓和的提案。人权组织称,在公民被分心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继续吸收更多权力。他们担忧人们可能意识不到他们让出的权利,等到想收回时已经来不及。一些紧急法案通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议员和人权组织都没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讨论它们的必要性了。人权活动者也质疑了各国起草冗长立法的速度。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奥蕾茵表示,某些政府已为紧急或危机情况“准备好了”一整套所需的权力。他们提前起草了法律,就等“危机出现的机会”,她说。

目前还不清楚危机过后,这些紧急状态法案将何去何从。以往仓促颁布的法律,如9·11袭击后的《爱国者法案》,在它本来要应对的危机结束后仍然存在着。随着时间推移,紧急法令会渗透到法律结构中,并成为常态,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法律国际中心总裁道格拉斯·鲁岑表示,该机构正在追踪大流行期间的新立法和政令。“塑造紧急权力真的很容易,”鲁岑说。“拆解它们就很难了。”

腾讯官方五分在线统计新冠疫情:中国传染病预警系统为何失灵

3月初,中国武汉红十字医院的医务人员检查一名冠状病毒患者。
3月初,中国武汉红十字医院的医务人员检查一名冠状病毒患者。

预警系统已经就位。在2002年暴发的SARS疫情造成重大损失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传染病上报系统,官员说该系统是世界级的:快速、全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不怕有人从中作梗。医院可以将患者的详细信息输入电脑,并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卫生部门,那里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培训,可以在传染病传播之前发现并控制疫情。但系统没有起作用。

去年12月,当武汉的医生开始治疗一群患上神秘肺炎的病人时,理应自动进行上报。然而医院听从了地方卫生官员的指示,这些官员出于政治上对透露坏消息的反感,在国家报告系统中隐瞒了有关病例的信息——让北京蒙在鼓里,导致应对的延误。中央卫生部门最初不是从报告系统得知疫情,而是在一些不知名的吹哨人在网上泄露了两份内部文件之后才知晓。即使在北京介入之后,地方官员仍然对病例的确认制定了很苛刻的标准,没有上报有助于揭示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医院被要求只统计与疫情源头海鲜市场有关联的病人。医生在向上级报告之前,还必须得到官员确认。随着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狼狈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国现在把自己描绘成榜样,称自己将一场迅猛的疫情控制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已经开始解除目前世界各地对生活施加的种种繁重限制。这种胜利的叙事掩盖了早期病例上报的失误,正是这种失误浪费了中国抑制疫情的时间,直到暴发为一场大流行。

“按照这个上报系统,应该报告到中国疾控中心,”参与建立直接报告制度的退休卫生官员杨功焕在接受采访时说。“派人下去做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病情,然后来报告。”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如果在1月中旬提前一周采取积极行动,本可以使感染人数减少三分之二,该研究的作者包括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专家。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早三周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就可能预防该国95%的病例。“我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去年12月发现病例的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在接受一家中国杂志采访时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倒回来该多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迅速走出早期的失败,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终结疫情的努力上。中国政府因其最初的错误受到了广泛的谴责,这现在成了特朗普总统的主要话题。中央领导层将责任集中在地方官员身上,包括他们对警告他人病毒风险的医生进行训诫。中央迅速将两名卫生官员以及湖北省和省会武汉的党委书记撤职。如今,对医生、医学专家和官员的采访、泄露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国媒体的调查,都揭示了政府的严重过失:一个旨在保护医疗专业知识和感染报告不受政治干预的系统,是如何屈从于干预的。

当早期预警系统失灵时,其他人试图填补信息的空白。医学界找到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来提醒他人,比如在互联网上公布政府指令和医院报告。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媒体罕见地大幅提高了透明度,做了大量工作来揭露问题,但审查机构关闭了这个窗口。政府承诺要修复疾病监测系统暴露出的缺陷,但它在SARS之后也曾做出类似承诺。现在,新一轮修复医疗体系的行动,也可能在政治等级制度下步履维艰,导致专家——医生,甚至公共卫生官员——不愿与地方领导人较量。在中国,政治往往最终凌驾于为防信息流动受干扰而制定的保障措施之上。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12名医学专家在一份关于该流行病的研究报告中说,最初几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平时防患于未然,才能防大患于未至。”

长江从武汉穿城而过,使其成为一处交通枢纽,也成了病毒暴发的潜在跳板。
长江从武汉穿城而过,使其成为一处交通枢纽,也成了病毒暴发的潜在跳板。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做最坏的打算

去年,卫生官员显得很有信心,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遭遇SARS那样的危机。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一次传染病暴发演习,据中心称是自2002年和2003年SARS暴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示了自SARS病毒导致数百人死亡、给中国造成巨大创伤后政府取得的巨大进步。超过8200名官员参加了在线演练,其重点是一名从国外来的发热旅客引起体温监测仪报警,从而触发寻找其他旅客的行动。官员们迅速测试他们能多快、多有效地追踪、识别和控制病毒,包括通知北京。“谁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据该中心介绍,参与设计该演习的疾病控制中心高级官员冯子健说。“敌人在进化,”冯子健说,“我们的应对能力也要不断改进。”中国防御体系的核心是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该项目始于2004年,旨在防止SARS疫情的重演。当时,缓慢、不完整的上报,加上地方领导人不愿分享坏消息,导致政府应对的延误。使用这个系统,北京的卫生官员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来自医院或地方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如果有医生诊断出霍乱、肺结核,乃至难以确诊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等会令人担忧的感染,官员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发现警报信号。“SARS来不来,SARS的‘兄弟姐妹’来不来,我们管不了,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事件’不会有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这得益于我国传染病监测网络建设得很好。”这样的自夸并不是空谈。当中国和其他国家暴发禽流感时,该系统是有帮助的。

2013年,当局注意到一种可能致命的H7N9禽流感病毒,要求在确诊后两小时内提交报告。去年11月,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提醒公众注意在人口稀少的内蒙古暴发的肺鼠疫,当时只出现了两起病例。自武汉暴发疫情以来,一些医生表示,他们不确定如何报告早期病例,它们不属于标准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当病人对常规治疗没有反应时,对缺乏了解的传染病仍然可以被记录为“未知病原的肺炎”,或不明原因的肺炎。中国卫生部门多年来反复提醒医院注意此类异常情况。“很多传染病在不知道病原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退休官员杨功焕说。“这是在疫情处于萌芽状态时捕捉它的方法。”卫生当局定期召开会议,培训疾病控制官员发现和调查原因不明和难以治疗的肺炎病例;最近一次是去年10月在上海。他们检查了医院和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试图确保他们报告了所有列出的疾病,国家卫健委要求绝对遵守。尽管实施情况参差不齐,但医生们报告了几例不同寻常的肺炎感染,促使调查人员追查病因。12月初,湖北当地疾控中心召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官员以强调该系统的重要性。中心副主任黄希宝告诉他们,要确保到2020年湖北“传染病信息综合质量全国第一”。

上个月,一名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接受CT扫描。一篇报道说,病毒出现的消息“让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人员的神经绷了起来”。
上个月,一名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接受CT扫描。一篇报道说,病毒出现的消息“让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人员的神经绷了起来”。 

“严重的多”

有干咳、高烧和无力症状的患者蹒跚入院求医,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是最早注意到这些令人不安的特征的医生之一。CT通常显示肺部严重受损。“莫名其妙高烧,”根据中国的《人物》杂志的采访,艾芬谈到12月16日出现的一名病人时说。“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到12月底,武汉当地的疾控中心接到了医生忧心忡忡的电话,提到这些奇怪刁钻的肺炎病例,病例似乎有许多出自华南海鲜市场。一家医院有七例,另一家有三例,还有一家也是三例。该市收治传染病的主要机构金银潭医院的资深医生黄超林警告说:“这些患者可能有传染性,收治在综合医院存在安全隐患。”

根据医疗系统官方报纸《健康报》的报道,他在12月27日接诊了另一家医院的七名患者。医生理论上可以直接报告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医院也要服从于中共官僚。久而久之,对于棘手的传染病的汇报,医院往往会听从当地卫生部门的话,显然是为了避免让当地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和难堪。这种顺从在平常可能无关紧要。但现在,这让武汉官员控制和歪曲有关该病毒信息的突破口。

上个月由身份不明的吹哨人泄露到网上的一份官方内部报告称,截至12月30日,该市地方疾控部门已录入25宗此类病例。这份简报是武汉市首次试图了解病例的分布广度,列出了自12月12日起的患者信息。“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显然决定不使用上报系统,”研究中国政策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说。“显然他们试图要在省内解决问题。”疾控中心病毒学家邵一鸣在接受中国的《财新》杂志采访时说,武汉市的领导人似乎以为,这种暴发会像短暂而局部的禽流感一样被扑灭。邵一鸣说:“这种思维惯性可能造成了一些判断上的失误,使我们丧失了尽早采取围堵策略、告知公众应自我防护的机会。”谣言和泄露的文件开始在网上传播后,疫情的消息开始传到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

后者刻意回避在公告中说是得到了武汉的通知,而是指出它已经“了解”了疫情。当地官员则回避回答他们何时以何种方式告知北京。泄露的文件是武汉市的两个内部政府指令,于12月30日发布在网上,发布者可能是忧心的医务人员。该标记为“紧急”的指令命令医院向市卫健委发送有关神秘肺炎病例的信息,完善对患者的治疗并避免医院内的感染。同时,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的私人聊天群中提醒同事注意疫情,导致了当局的训诫。根据曾为国家疾控中心辩解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所说,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发现了网上传播的信息并拉响了警报。高福拒绝回答问题。该中心命令专家组赶赴武汉,第一批专家在第二天早晨抵达。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让每一个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人员的神经绷了起来。”国家卫健委的官员说,他们命令武汉在12月31日对该疫情发布第一份正式声明。当天,政府还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事处。最初的一些病例最终于1月3日输入了原本用于早期预警的系统,而这对于早期预警来说已经太迟了。

上个月,医护人员在武汉运送一名冠状病毒患者。一位医学专家说,官员们最初“说病情比较轻”。
上个月,医护人员在武汉运送一名冠状病毒患者。一位医学专家说,官员们最初“说病情比较轻”。

严苛的标准

中央政府介入后,当地官员表面上欢迎北京派来的专家组。官员称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传染。“他们说(患者)病情比较轻,跟季节性肺炎差不多,几百个密切接触者没有一个发病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月9日访问武汉的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说。“说得很轻松。”在幕后,武汉官员加紧限制疫情暴发中统计的感染数量,为医生提交病历制造了障碍。根据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份泄露报告的描述,1月上旬当地官员告诉医生,病例必须由官僚监督机构确认,最重要的是要有省市卫生部门的确认。泄露报告说,武汉市某区疾控中心官员在1月3日告诉医院负责传染病例上报的医生:“对于此类特殊传染病,等上级通知后再上报。”根据一份诊断指南的副本,从1月3日开始,武汉市卫健委为正式计入疫情的确诊病例制定了严苛的标准,该指南可能是由医护人员泄露给中国媒体的。规定称,只有在患者去过该市场或与另一名患者有密切接触,才可以计入。这排除了越来越多的与市场没有明确关联的类似病例。

在1月上旬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地官员坚称没有新增确诊感染,尽管武汉的医生和来访的专家怀疑危险的人际传播正在蔓延。“我经历过SARS,我感觉这次疫情早期跟SARS时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李立明对一家中国报纸说。“都是一开始没有一个快速的系统去响应。”在前往武汉并从他以前的学生那里听说情况后,曾参与识别SARS的疾病专家钟南山也对武汉官方的乐观态度存有怀疑。他和其他专家于1月19日完成了对武汉的评估,确信该病毒已经具备可怕的威力,并在北京的会议上向高级官员传达了他们的警报。“专家组所有人都反映说,事态严峻,”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香港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对《财新》杂志说。“一定要立刻采取防控措施。”在数周无新增病例报告后,武汉市政府于1月18日公布了四例新病例,接下来的一天17例,再接下来是136例。四天后,武汉被封锁以控制病毒传播。在那时,冠状病毒已经导致26人死亡,800多人患病。截至周日,全世界有超过67万例病例;超过3.1万人死亡。

武汉一家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
武汉一家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

中国全力生产防疫物资,但如何确保质量?

中国深圳研发的一款病毒消杀机器人。
中国深圳研发的一款病毒消杀机器人。

香港一名男子在位于一家农场的临时工厂里制造假冒的霍尼韦尔N95口罩。药店出售根本没有效果的假冒伪劣84消毒液。在中国的某省,当局查获了700多万个假冒伪劣口罩。
为了抗击全球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中国庞大的制造机器已经开始超速运转,为国内外提供口罩、检测试剂盒、呼吸面罩以及其他设备。生产其他产品的大小企业,现在都在生产抗击冠状病毒的装备中国的监管机构难以做到在鼓励生产的同时执行生产标准。本周,这些矛盾在国际上突然暴露出来。西班牙官员称,他们从一家中国企业购买的检测试剂盒准确率只有30%,而不是之前预期的80%。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发布了多条推文,称制造试剂盒的深圳易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既不在北京的认证供应商名单上,也不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组织的一揽子援助计划里的供应商。该公司总部所在地,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市场监管机构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此事。西班牙卫生官员称,他们从一家未透露姓名的第三方分销商那里购买了这些试剂盒,但辩称不必等待中国的认证名单,他们已经拿到了欧洲的认证名单。“西班牙遵循欧盟的规范,”西班牙卫生部表示。

华强北戴口罩的工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市场之一。
华强北戴口罩的工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市场之一。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仍难以接受这一消息,连日来他们都在等待政府承诺的大批量检测,以帮助追踪病毒的传播。就在争论出现的前一天,西班牙政府宣布从中国订购价值4.75亿美元的急救医疗物资。易瑞生物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西班牙方面检测不当,他们制作了视频,并发布了使用指南。与汽车、电子等其他行业一样,中国已经成为医疗供应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挑战了那些认为它主要生产廉价、劣质商品的过时观念。甚至在冠状病毒袭击前,中国就已经生产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防护口罩,并成为日常医疗设备的主要制造力量。在冠状病毒首先出现在武汉之后,工厂开始重组或扩建、新企业涌现,中国的产能更是得到了显著提高。原本制造电动汽车的企业比亚迪表示,他们每天可以生产500万个口罩和30万瓶消毒剂。台湾企业富士康在中国的大型工厂原本为苹果生产iPhone等产品,也为其他企业代工,他们在2月表示,已为员工生产了1000万个口罩,并表示每天的产量接近200万个。

由于国内的疫情目前似乎已经得到控制,中国一直在寻求出售或捐赠口罩和其他装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改善其国际形象中国在1月曾经试图淡化冠状病毒危机,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中国生产的口罩已经成为了对欧洲、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周四,纽约州州长安德鲁·M·库默发推感谢中国电信企业华为捐赠的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华盛顿出于安全考虑,基本上禁止华为在美国做生意。但即便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加大执法力度,杜绝不良的和未经认证的产品。这对中国官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在推动工厂满足全世界需求的同时,必须确保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中国。在美国,政府官员最初推出的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就存在缺陷。但中国的应对规模之大,及其自身对冠状病毒的控制措施所带来的持续影响,使这一过程变得复杂起来。“每当社会上发生类似这次疫情的重大事件,都会出现大量需求,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想进入这个市场,”一家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张朝辉说,该公司正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求认证,其中包括一种智能杀毒机器人。“一开始就很难分辨哪些公司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香港企业口罩工厂的一条生产线。
香港企业口罩工厂的一条生产线。 
林毅非为

根据政府披露的信息,监管机构已经关闭了数万家生产假冒口罩、伪劣测温枪和无效消毒剂的作坊。负责质量标准和检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数千家企业和个人因制假售假或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受到了处罚。本月早些时候,中国监管机构承诺要加强与当地执法部门的合作,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下一步,将继续扎实推进专项行动,对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市场监管总局官员陈志江表示。该机构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已经出动警力对各地造假者进行突击检查。在重庆市,出动执法人员约8.85万人次,查处了数百起案子。其中许多案件都与劣质防护装备有关。其他包括制造假药和医疗器械。与此同时,地方官员也在努力简化认证程序,以便让新产能和新设备尽快启动。

张朝辉的公司优艾智合机器人用两周时间迅速研发出对抗病毒的机器人。
张朝辉的公司优艾智合机器人用两周时间迅速研发出对抗病毒的机器人。

张朝辉在深圳创办的公司名为优艾智合机器人,他的工程师们在疯狂的两周时间里,研发出了一个消杀机器人。当它在地板上移动时,六个紫外线光柱会对环境物体表面进行消毒,而其红外线摄像头可以扫描病人或在公共场所的其他人是否发烧。张朝辉说,深圳官员的介入帮助这一机器人获得了认证。监管机构把生产防疫用品的企业放在审批的优先级别。三月中,市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高调参观了优艾智合机器人和其他初创企业的办公室,这些企业都有生产与疫情相关产品的雄心。该官员还在媒体造势中对城市清洁工发表讲话,强调城市正在复工。优艾智合机器人的公关总监关健称,政府的努力让优艾智合机器人将产品交付给邻近城市广州的地铁系统的时间从三个月缩短至一个月。“就是一瞬间的事,”关健说。

优艾智合机器人的一名员工演示了公司的杀毒机器人的体温监控功能。
优艾智合机器人的一名员工演示了公司的杀毒机器人的体温监控功能。

寻求进入疫情防控市场的公司很容易就能找到资金。而创业可能会更艰难。在半自治的中国城市香港,着急的居民在药店外排起长队,希望能买到口罩。曾做过童星的电影制作人唐家辉从制片公司的投资者和他的剪辑师那里筹集了资金,在印度金奈购买了一台生产口罩的机器。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原材料,可以在两三个月内生产1000万个口罩。“我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个市场的人。我甚至可能是最后几个人之一,”他在2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但我立刻采取了行动。”他的公司口罩工厂提供了会员方案,承诺每个月为客户发一盒口罩。“我想避免那种每次用完了口罩到处找的恐慌感,”购买了这一服务的中学教师斯嘉丽·陈说。“这个计划承诺每个月有一盒。听起来再好不过了。”随后,当地媒体报道称,该公司的口罩没有达到检测标准,并被业主终止厂房租约,一些顾客要求退款。周四,该公司的两个口罩通过第二轮测试。他们还表示,公司已经迁离原址。“我觉得自己特别傻,”斯嘉丽·陈说,“我本想支持一家本地企业,结果却成了落入陷阱的人之一。”

电影人唐家辉创办了口罩工厂。它被指控制造的口罩不合格。唐家辉说公司遭到黑客袭击,运营受到扰乱。
电影人唐家辉创办了口罩工厂。它被指控制造的口罩不合格。唐家辉说公司遭到黑客袭击,运营受到扰乱。

唐家辉称公司遭黑客攻击,业务受到影响,但已经在处理退款请求,新产品也将会发货。“抹黑我们的人和竞争对手不断夸大我们没做好的事情,”他说,“但我们的支持者真的相信我们。”